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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如同长个子,碳中和好似在减肥:听李俊峰讲述双碳背后的逻辑与故事

来源:新浪汽车 编辑:GUEST 时间:2021-07-21 13:36:46点击:
导读: A。 李俊峰撑伞从外面走进来。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远大路临街的一处茶室,李俊峰是它的常客。 7月的北京,屋外滂沱了一夜的大雨,还淅淅沥沥留个尾巴,屋内一支线香烟丝袅袅,与

碳达峰如同长个子,碳中和好似在减肥:听李俊峰讲述双碳背后的逻辑与故事

  A。

  李俊峰撑伞从外面走进来。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远大路临街的一处茶室,李俊峰是它的常客。

  7月的北京,屋外滂沱了一夜的大雨,还淅淅沥沥留个尾巴,屋内一支线香烟丝袅袅,与细雨呼应,是他喜欢的幽静。

  茶室不大,故事不少。主人是紫砂大师沈国平的家眷,早些年皈依了正觉寺,知道他要来,早已备好几碟炒花生,泡好一壶他最爱喝的白茶。

  说来也是缘分。茶室主人皈依的妙海师父,俗名孙海燕,出家前是国内外多家光伏企业的首席技术官,他和李俊峰相熟,一心向佛后,依旧在红尘为推广太阳能而四方奔走。

  这层奇妙的关系在小屋发酵弥散,让在能源和气候经济领域躬行39年的他,总能生出更多的自在感。

  李俊峰今年65岁了,长脸儿,高个儿,头发灰白,衣着讲究,又不张扬,一张口,还带着些山东口音,笑起来,眉眼里既笃定又慈祥。

  尽管在能源和气候经济圈,他多年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及能源革命的推动,以及累积其间的声望,早已成为符号性人物,但他的名字开始为大众所知,却是始于去年9月,中国最高领袖提出“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之后。

  按理说,他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但现在,却眼见着比之前忙碌得多。

  他依旧广泛阅读、大量写作,文章一篇篇发表,论坛一个个发言,和央企、民企的负责人一起不断出现在央视‘对话’节目里,还与能源气候界的泰斗杜祥琬院士、国家电投董事长钱智民、国家能源局长章建华在焦点访谈里同窗。

  他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是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是增长方式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转型,而非仅仅只是能源问题,奔波的样子,像极了中国双碳目标的‘宣讲员’。

  嗯,‘宣讲员’,倒的确是他给自己的新定位。

  也是,这些年,能像他这样,熟谙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每一项重要政策、每一个重要法案,并能清晰明了碳达峰、碳中和底层逻辑的人,其实并不多见。

  B。

  1982年1月,26岁的李俊峰从山东矿业学院毕业,北上北京,进入彼时的‘国家能源委员会’,从此一头扎进能源经济、能源环境理论研究里。

  他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亲历中国能源转型各个关键节点,参与和推动国际间气候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以敢言和批判性的姿态,为中国能源改革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

  他组织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的落地,参与起草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计划),参与国家中长期能源规划、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能源法草案、国家应对气候方案的研究和起草;也组织中国能源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国低碳发展宏观问题研究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研究课题。

  他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还在2017年,获得能源界‘奥斯卡’——第九届扎耶德未来能源终身成就奖。迄今为止,中国拿到这个奖项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

  如果据此认为,李俊峰也像很多常见的专家学者一样,在地位和名声上有所谋求,显然还没有深入他的精神内核。

  事实上,在过去39年间,热衷浸润于研究之中的李俊峰,并无追求极致青史留名的动力,他所有的激情几乎都来源于底层逻辑和常识的回归,和推动问题的真正解决。

  他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个相当冷静的务实派,当这种个性为人所理解,反倒可以让他毫无挂碍地多次在国家关键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并屡屡被“纳谏”。

  这种‘无所畏惧’早在1987年就曾“爆发”。

  彼时,中国各个领域都在按照当时最高领袖的指导思想,畅想下世纪中叶中国将呈现出何种样貌。

  31岁的李俊峰与几个青年人撰写了一部《2050的中国能源》,提出中国能源消耗将到达到50亿吨,报告一发出,结果几乎被骂得狗血淋头,各种风凉话从不同方位刮过来,说地球都是你家的,也没这么多能源供你们挥霍。

  但事实是,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49.8亿吨,与当年那个认为不可能的数字相当了。

  C。

  对于李俊峰,所有的预测当然都不是凭空而至,因为这一年,他遇到了是一本对他的精神世界和底层逻辑有深刻影响的一本书——德内拉·梅多斯等人合著的《增长的极限》,对人类要逐步告别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有了充分认识。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他就认为,中国能源问题不是短暂的危机,而是长期短缺,需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他的思想和主张的主线,30多年里从来未改变。

  事实上,《增长的极限》对于李俊峰,并非只是一本经济学著作,更是一根理解当下、探索趋势并和恶劣环境保持距离的魔法棒,他由此获得思考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底层逻辑,并以此逻辑在关键时刻推动了中国能源产业和环境问题的发展,也成为他看待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视角。

  在复杂里选择一条敢于直言的路,虽然李俊峰有能力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就好像他总是用简单接地气的比喻来去解释复杂的能源问题和知识一样,但内心的冲突却有时难免会冒出来。

  这时候,那些读过的文学、佛学和哲学,就像浸没药水的胶卷底片,开始显像,带给他力量。

  常年保持的阅读习惯对李俊峰有巨大影响,他读《白鹿原》、读南怀瑾,也读比尔・盖茨、卡尔逊,知识结构也在改变他的精神结构。

  南师说要大度看世界,于是,他让淡定、平和和喜悦住到自己的心里,无论是往来的国内外政要,还是不知名的年轻人,他都一视同仁。他能拉着高高在上的高官,放下身段,去大排档推杯换盏,也能把台海两岸的官员组织在一起,酣畅K歌。

  他相信美好,反对与能源和气候经济相关的一切阴谋论,而这种简单和他建立在逻辑和数据基础上的强大专业力形成化学反应,成了他能够穿越岁月、获得信任的核心竞争力。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他,而非他人可以去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和能源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么说吧,他的活法其实是一种不常见的答案,在复杂环境中保持一种罕见的松弛,有空的时候,他会去家旁边的昆玉河河畔的小池塘,看野鸭游泳,对着荷花、稻穗发呆,和小朋友对视,这个时候,他偶尔会想起自己小时候跟在妈妈旁边捡柴火的情景。

  那时候,他才六七岁,是山东沾化三合村一个普通农户家的长子,柴火不好捡,捡不够就没法生火做饭,他跟在妈妈身后想,怎么才能够呢。

  那是李俊峰最早关于能源的思考,也是他一路走到现在的最早动力。

李俊峰口述:这些年,我的思维逻辑从未改变

碳达峰如同长个子,碳中和好似在减肥:听李俊峰讲述双碳背后的逻辑与故事

引言

  从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国家能源委员会”工作,到现在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写入国策,李俊峰的个人经历、思考和实践,恰好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和能源革命发展之路的一个缩影、一扇窗户。

  以下是能镜按照他的访谈整理的口述部分,希望配合上文解读,能帮助您对此轮中国能源革命以及碳达峰、碳中和有更深刻、更鲜活的了解和理解。

A.思想初步成型

  我小时候,家住山东沾化三合村,家家户户都很穷,粮食不够吃,柴火不够烧。我从六七岁开始,一放学,就背个框,跟妈妈去捡树枝、树叶,拔草当柴火烧。

  我家有7个孩子,我是家里的长子,一个农村妇女养活7个孩子,要弄吃的弄烧的,很难。

  所以当时恢复高考,能上大学了,就想着要上个能解决能源问题的专业,后来被山东矿业学院录取,学矿山机电专业,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能源委员会。

  当时很高兴,觉得可以一展抱负了,但我们1月份报道,能源委3月就解散了。

  这个部门是1979年第二次能源危机时国家成立的,仓促地把水电部、燃化部、煤炭部、石油部4个部门捏在了一起,但这四个部都还在,委员会就成了空壳子。

  1982年3月解散后,燃化部被取消,成立了煤炭部、化工部以及水电部和石油部。综合管理部门则分到了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没几天又到了国家计委。

  我喜欢做研究,就分配到了国家经委能源研究所,后来改成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1982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到下世纪中叶,也就是2050年要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从上到下各个研究机构都在做各种各样的研究,畅想2050年的中国。

  1987年,我和胡鞍钢、王毅(后来的人大常委会常委,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等几个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一本《中国能源2050》。

  那时候畅想2050,有一个基本标的,要赶上美国。

  当时美国发电装机量10亿千瓦,我们就算人均一千瓦,预计 2050应该有16亿人(没想到现在开始下降),总计16亿千瓦,能源效率大幅度提高,人均3吨能源,就是48亿吨标准煤,凑个整,就是50亿。

  结果被部分能源专家、政府领导骂得狗血喷头。说50亿标准煤,整个地球都是你们的吗?美国也不过是30亿吨、10亿千瓦,中国50亿吨、16亿千瓦,岂不是天方夜谭?

  现在40年过去了,反过来看,我们不仅达到了16亿千瓦,去年还超过了这个数,到了20亿千瓦,能源消费量49.8亿吨,接近50亿吨标煤。

  那本书最大的价值,是过程中查阅了很多资料,尤其是《增长的极限》对我影响很大,得出了一个发展转型的认知——要逐步告别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基本没怎么变,就是要发展可再生能源。

B.1992年,中国第一次提出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

  1988年,中国经济发展开始提速,能源出现严重短缺,专家们讨论中国的能源危机也来了(世界已产生两次能源危机了)。

  当时观点有两类,一是政治高调,社会主义没有危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事情,二是,中国也有危机。当时中国还没提市场化改革,但已经在朝那个方向迈进了。

  争论中,我写了一篇报告,说中国能源问题不是短期危机,而是长期短缺。原因有二。

  一是反驳中国地大物博的说法,认为中国从人口和资源分布来看,不是地大物博的国家——中国人口当时占世界20%,国土面积只有世界的6%,所以人均资源只有世界的1/3。如果实现现代化,肯定会在短缺中过日子。

  二是经济快速发展(那时候已经两位数增长),人口增长也很快(每年都以4000万人以上的速度增长,会导致资源供应不足。

  当时有关领导看到报告,说写得好,开始认真讨论这个问题,我关于中国能源问题必须解决好短缺问题的思想,也逐步形成。

  1990年,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工作时,中国开始参与全球经济气候变化的研究和谈判,1992年和清华大学、中国林科院的以及国家计委、国家环保局的一些专家,开始研究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和控制策略问题,比较早的提出了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这三项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措施,并且提出节约优先的原则。当时影响比较大,也很很超前。

  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思想向前发展,就推动了1998年中国制定《节约能源法》和2005年制定《可再生能源法》,对于基本国策的提出,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C.第一次控煤的讨论——西湖会议

  1997年还没有“雾霾”的说法,但这一年,后来的一批环保院士,比如郝吉明、王金南等一群学者聚在一起,开了著名的西湖会议。

  会上大家预测,因为中国煤炭燃烧基本没有脱硝,脱硫,如果不对煤炭加以控制,会出现严重的煤烟型大气污染。所以要控制煤炭消费,扩大清洁能源供应,不能继续以煤为主,不能坚持以国内为主,必须扩大进口,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这是中国最早关于控制煤炭项目的会议。但当时国家在努力发展经济,要有水快流,小煤保大电,拼命开发煤炭优势。

  但有些地方听进去了,比如广东,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就减少煤电建设,控制煤炭小覅,所以广东环境质量率先达标,是我国煤炭占比低于30%,和世界基本持平的唯一经济和人口大省。

D.2007年,中央决定放弃以煤为主

  那时候,可再生能源整体处于萌芽期,一直到2007年才有所改变。

  2005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全球可再生能源大会,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发来贺信,提出两个必由之路——开发可再生能源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并向全世界宣布,到202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占比要提高到15%,后来改成非化石能源,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也为后来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007年,国家调整了原来的能源政策,把坚持以煤为主,修正为坚持国内为主。这一改变十分重要,因为以国内为主,马上就可以接上以国际为辅,可以进口资源了,在国内也可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这一年,国家颁布第一部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开始规划建设有三十几个核电站,是中国核电建设的高峰期,可再生能源或者非化石能源比例提高,作为约束性目标成为基本国策。

E.能源革命就是革煤炭的命

  2005年,我参与和起草了《可再生能源法》,推动执行后,开始做第二件事,推动能源革命,提出中国能源革命就是革煤炭的命。

  国家最高领袖提能源革命是2014年,我们的观点更早一些。2011年,发现当时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正式写了报告,核心主要问题就是解决煤炭问题,引起各方关注。

  2012年是很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十八大召开,之前各种报告中,关于环保形势都有一个基本描述:总体恶化,局部改善。

  这一年,环境特别好,蓝天白云,当时主管环保工作的领导想要改写表述,看能不能改成环境保护已经开始向全面好转转化。

  当时的环境保护部组织专家讨论,大部分专家都认为可以改写,讨论到最后,我发表了不同意见。我说了两个数字,大家都感到写这句话有问题。

  一是2005年,中国煤炭消费 20亿吨煤,有280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2012年煤炭消费40亿吨,可只有1400万吨排放,那中间的3000多万去哪里了?

  二是燃煤过程尚未脱硝,还有4000万吨-6000万吨氮氧化物没处理,这6000多万吨账面看不出,一旦有机缘巧合,这近亿吨的污染物就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

  这两句话说完,大家都愣住了,决定不改了,继续“恶化”。

  结果,十八大一结束,2012年的11月底,北京出现严重雾霾。我当时在多哈参加气候变化谈判,朋友们给我发照片,说坐在国贸三期喝咖啡,已经看不到‘大裤衩’了。

  2013年1月,世纪雾霾,连续20多天超标爆表。受中央委托,有关部门2月4日主持专家座谈会,讨论治理雾霾问题。此时,才正式推动减煤的开始。

F.雾霾治理的背后推手

  当时50多个专家聚在一起讨论了一上午,形成两个观点,一,这是中国国情,是发展中国家必然阶段,大家不要过度解读。二,问题很复杂,不可能一时改变,如果改变也是代价极大。

  上午快结束时,我忍不住了,当时房间里都比我资格老,有前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部长,院士一大堆,我对主持会的领导申请说两句,领导说,老李,请你来就是让你来说话的。

  我说我是有备而来,需要长篇大论,不要打断我,而且也预见到了现在的结果。

  我说什么事,只要一说是国情,是系统工程,就是不想解决问题。

  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我们用数字说话,拿美国做比较,美国90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也是900多万平方公里,能源消费量都是30、40亿吨标准煤,差的不多,但美国比我们干净,pm2.5国家标准10,我们当时全国平均超过 80,是它们的8倍。

  煤炭消费我们40亿吨煤,美国5亿吨煤,正好也是是8倍。卡车用柴油,美国含硫量10微克,我们是2000微克,是它们的200倍。

  只要我们下决心把煤炭控制住,把油品质量解决,大气污染保证能治理好。

  这些话大家听进去了。所以中央出台的大气十条等文件政策,主要是围绕控制煤炭消费和提升油品质量,比如北京煤控7年,从4000多万吨基本到零,油品从国1、国2逐步到了国5、国6,这是很大的贡献。

G.关于碳中和的最早研究

  中国碳中和,最早是2013年开始研究,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的目标就是碳中和。中国是巴黎协定的推动国也是签字国,因此也较早地研究低碳发展问题。

  2013年开始的中国2050低碳发展宏观战略问题研究,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系统地研究了本世纪中叶我国低碳发展的若干问题,从工业到农业,从经济到能源,从建筑到交通,提出了发展方式的三大转型,即增长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和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

  2016年3月份,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联合国气候框架工业》缔约方都要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面向2030年的自主贡献,并承诺每5年更新一次,这也就说,到2020年必须更新。

  除此之外,缔约方各国还要在2020年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面向本世纪中叶的国家低排放战略,所以这一年,也就是2016年,国家安排了专项,研究自主贡献更新报告和本世纪中叶国家实现低排放发展的战略愿景及其实现路径。

  这个问题也有争论,一方面是说中国要不要碳中和。另一方面,中国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中间只有30年时间,困难和挑战极大。

  虽然有争论,但我们基本的观点有三条:一,它是一个全球一致的行动,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不能落后时代,二、我们的差距就三个方面,能源偏煤、结构偏重、效率偏低,把这三个问题解决,就能够跟上时代;三、我们已经有了长足进步, 2013年以前煤炭比例70%,2020年降到56%了,平均每年降两个百分点。

  而且,改革开放40年,我们走完了发达国家200年工业化的路程,站在了巨人肩膀上,学习了国外先进经验,完成了工业化过程,大大的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所以也应该有能力用30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50年或者70年走完的碳中和的路程。

  另外,政治站位,如果我们也用50年、70年时间实现碳中和,到2050年会比发达国家落后30年到50年,这是政治上不允许的。

  而且从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可以通过自己不断进步来推进。这些观点慢慢地被接受了。

  2021年3月15,政治局中央财经委员第九次会议,第一次谈到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风光要搞12亿千瓦,这就等于中央将可再生能源发展纳入了基本国策。

  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输出了一些好想法好建议,还是做了一些有推动性的工作。

H.碳达峰就像长个子,2013已基本达峰

  很多人说发达国家达峰都是后知后觉的,中国达峰是人为定了时间点,说我们达峰很困难,要需要做出艰苦卓绝努力,我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所有达峰都是自然过程,就像长个子一样,只要不‘胡吃海塞’,都会在正常发育的前提下,长到最高。经济也是如此,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只要不蛮上一些高排放的大项目,不会有大的影响。

  即使2017年9月份,中央开放了一批煤化工煤电项目,导致十三五后期二氧化碳能源消费反弹。2020年煤炭消费还是没有超过2013年。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2013年,我们基本已经达峰了,其实,只要 80%以上的地区达峰,80%的行业达峰,基本就算达峰了了。

  所以拐点已经出现在2013年,就如同爬泰山,爬过南天门就算达峰,南天门上去之后,就算是平台期了。

  所以中央提出2035年我们稳中有降,是有道理有依据的。

  2006年我们提出能源双控,这个制度大家没去总结,我认为通过能源双控制度,我们取得了较少的能源增长,支持了较快经济增长。

  十五期间,5年计划增长了接近12亿吨标准煤,十一五可提出双控,降到了9亿吨,十二五降到了7亿吨,十三五降到了5亿吨,大幅度降低。

  从二氧化碳排放来说,十五期间每年差不多涨8亿吨,十二五差不多降到2亿吨,十三五降到1亿多吨,到十四五、十五五,完全可以顺利达峰。

  所以,只要有政策延续性,哪怕不需要更大的努力,延续趋势,也可以顺利达峰。

I.没有阴谋、求同存异以及求同尊异

  1984年,中国加入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开始研究能源问题。

  1987年9月,46个国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署《蒙特利尔议定书》,开始采取保护臭氧层的具体行动。我被聘请做臭氧层保护方面的专家。

  第二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组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这是一个评估与气候变化相关科学的国际机构。

  我参与了第一次到第四次的IPCC的评估报告的起草工作,1994年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银行的同事们一起编写第一份关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策略的研究报告。

  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人们逐步走过了从科学认知到政治共识的过程,大家一直有争论,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阴谋,认为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了,就要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其实从气候变化谈判看,大家还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保护共同的地球家园。

  1992年5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减排温室气体,首先从发达国家做起,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确实、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后,在不影响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资源减排。

  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然后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前提下,也赢得了发展空间。

  1990年代国内一部分人怀疑气候变化是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是中国强加给美国的阴谋。其实应对气候变化从开始和现在,都是一个目标——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把一个美丽的地球留给子孙后代。

  经过这么多年的气候变化谈判,我国也发展了几十年,发达国家没有阻挡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没有阻止住中国的发展。过去,气候变化的谈判是为我国争取发展空间,现在是我们和世界一起努力实现碳中和。

  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从过去说的求同存异,走向求同尊异,用这种心态,就能谈到一块去,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国际合作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J.所有企业在碳中和面前只有两个选择

  所有企业在碳中和面前,只有两条路选择,一是引领,制定规则,对供应链上的企业提供采购指南,有清清楚楚的碳中和说明书。二是跟随,则可能失去主动权。

  今年5月26日,海牙地方法院判壳牌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要比2019年减少少45%。在这个案例中,壳牌组织了强大的律师团队抗辩,提出三个辩护的观点。

  一是,有消费才有杀戮;二是非我一人是戴罪之身;三是,一旦被判决有罪,会造成全球范围对化石能源企业的围剿。以上三条被海牙法庭一一驳斥,并最终做出如上判定。

  壳牌公司也知耻而后勇,开始着手制定和落实碳中和的计划和行动。

  这一案例也给所有企业提了一个醒,要在接下来的全球碳中和的大环境下如何行动。

K.碳中和就好似减肥

  减肥就是把身体不健康的、多余的脂肪减下去。碳中和也是如此,其目的就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低排放转型。

  对于煤电行业,我4年前提了一个口号,先缓下来,停下来、再减下来。

  他们的转型方向有二,一是把总量控制住;二是尽可能改造成灵活调度的电源,支撑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变成后盾,调节,最终成为一个保障。

  保障指什么?比方下雨了,没有光也不刮风,这时候就需要煤电作为灵活调度点来作为支撑,这很重要。

  大家要适应这种分工。有一些国外经验可以借鉴。

  比如德国有一个制度安排,叫做公平转型。他们要求2035年淘汰煤电,国家会给予补助补贴,晚淘汰则施以惩罚,目的就是促进快速转型。

  其实这方面,我们也有成功经验。2017年结构调整时,国务院提出淘汰煤炭落后产能,拿了一大笔钱促进煤炭再就业,就业人数从500多万人降到了300多万人,重新安置了200多万人。

  转型过程中,大家都应有平常心,不能只为自己,这是一个整体,是社会和经济系统变革,就业、学习等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大家要有这种准备。

  其实碳中和就相当于减肥的过程。减肥首先要有利身心是健康,同时也是更加养眼。这样的好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只要想到这一点,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需要付出努力。

L.可再生能源面临的三个问题

  不论对于风能还是太阳能,中央也好,全球也罢,都把风光作为重要的可接续能源,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可能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过去是补充能源,现在是主力能源,需要心态上的变化;

  第二,要对别人转型有包容态度,离煤炭退出还有30年到40年时间,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允许慢慢去改变、去适应。

  第三,技术要不断创新进步,要面对可能的颠覆性新技术竞争。

  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本身的创新问题,二是技术要通过市场规则商业化,也就是机制创新。

  比如,当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需要不需要生产系统改变的支持,譬如,把储能,改为储存钢铁、建材和电解铝等。当能源变成分布式时为主时,我们的大城市是否会向小城市演变,社会组织会如何改变,很多东西在这三五十年里值得思考和探索。

  另外就是平衡问题。

  美国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他们把迪斯尼放在了迈阿密,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我们的迪斯尼能不能放在放在青海或者甘肃,而不是上海?

  再比如,青海大约有600万人,如果在那里向外地输出1万亿千瓦时清洁电力,每度电价格上升到6毛,从他们那里输出的清洁电力的收入就有6000亿,相当于青海省2020年的GDP总量!

  也许有人认为从青海输出的电力每千瓦时6毛钱,不可思议,大家不妨回想一下,40年前我们的电力价格是每千瓦时8分钱,现在6毛钱了,我们用电更多了还是更少了,碳中和与改革一样,都要付出代价,到2060年碳中和的时候,每千瓦时的零碳电力价格再翻一番,我想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要在这一轮碳中和引发的能源革命过程中,帮助落后地区实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获得发展上的区域平衡,让一个都不落后,这就是我们共同富裕的价值观。

文章来源:能镜

撰文:马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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