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线滴滴司机嚎啕大哭：不愿居民送锦旗，只望武汉人驱除恐慌

　　本文来源：电动汽车用户联盟

　　在暴风眼中心，武汉这座城市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在一线服务的滴滴司机陈浩亮说，不是路上的人少了，而是人们心理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相互防备，你感觉我有病，我感觉你有病。

　　有一位在一线服务的同事也感到恐慌，说欲哭无泪。为了开导他，陈浩亮跟他讲了自己在汶川地震期间做志愿者的经历，这是他内心的敏感地带，极少跟人讲起。

　　在汶川的十多天里，陈浩亮在倒塌的房子里一块一块砖地扒，找人，抬担架，背死去的人，还眼睁睁见到有人在他面前死去。那些场景，让他感到震撼，他哭得撕心裂肺，却又无能为力。直到今天，讲到这些，他还是会忍不住嚎啕大哭。

　　他告诉同事，跟地震的惨烈相比，这都不算什么。对他而言，不管疫情多么凶猛，他都是平常心对待，一件一件事情去做好。

　　他还想对武汉人说：“武汉人本来就不脆弱，大家一定要调整好心态，驱除恐慌。”

　　陈浩亮在车内的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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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分到了武昌民主路社区，很大一片范围，街上有四个中学，小街口、小巷口特别多，很复杂。这是一个老社区，人口密集，老弱病残多，感染的人也多，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我每天6点多出门，7点左右送一名医生去医院上班，8点半之前赶到社区报到，开始做社区干部分配给我们的事情。比如帮助家属给隔离的病人送生活用品，送病人去医院开药、做透析，帮居民买药、买菜等，我们都做。我现在的状态是24小时待命，每天有十四五个小时在工作状态中，在路上跑个一二十单，接触的人很多。

　　武汉医院隔离病房，图片源于新京报

　　最后，我碰到了一个监管发烧区域的医生，他才把准确路线说清楚了。我顺着他的指引，七弯八拐，好不容易才找到隔离病房，把门敲开，一个医生收下了我带来的物品。

　　这时，我已在医院里转了一个半小时，因为防护服不透气，三大包东西又重，我全身是汗，秋衣秋裤都湿了。下楼后，在一个草坪上，我直接就瘫倒下去，躺了五六分钟。

　　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多了。进小区后，先把防护服脱了，扔垃圾桶里。一进家门，我要先把身上衣服脱了，洗澡，再吃饭。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就得起床，去送一个医护人员上班。

　　那真是最累的一天。关键是，找不到人的时候，我心里很焦急，非常焦急，因为家属说包里有她老公当天的换洗用品，有内衣晚上一定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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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7点，我还要送一个病人，他排号一整天了，晚上去做透析。送到医院后，需要等三个半小时左右，等他透析完，我再把他送回来。我估计又得十一点多才能到家了。

　　大多数时候，我做的事情都很琐碎，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但每隔一两天，我就会收到一封感谢信。

　　还有一位跟我一样在社区服务的滴滴司机跟我说，感觉每天都在直接接触病毒，很危险，有点害怕，欲哭无泪。我就跟他讲了08年汶川地震时，我去做志愿者的事情。我想告诉他，跟汶川地震的惨烈相比，这都不算什么事。

　　2008年，我刚好30岁。地震发生后，我和三个同学开着一辆SUV就去了汶川县城。我们也没有加入什么“正规组织”，只是到了现场，看灾区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帮忙。

　　第一天，看到汶川地震的那个场景，真的把我震撼了，好几天吃不下饭。很多房子倒掉了，里面还有人，因为挖掘机容易伤到人，我们就用手一块一块的捡砖，手在里面扒，都顾不上自己。我眼睁睁看到有人在我面前咽气，我哭得撕心裂肺。更多时候，我们找到的都是尸体，把他们背在身上背出来。

　　我在汶川待了14天，除了泡面，什么都没吃。那些天，我每天都是郁郁寡欢的。从汶川回来后，心情也调整了很长时间，才调整过来。因为有人死在我面前，我又无能为力，只能看着他死去，真的是撕心裂肺啊。那种求生无望的眼神，我永远都挥之不去。我不愿意去想。

（说完，他开始嚎啕大哭……）

　　我跟这位滴滴司机朋友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不算什么。至少不用背死人，不用抱死人，那这还算什么？我们只是在心理上感觉到恐惧，因为不看不见的病毒让我们有心理阴影，但其实没什么的。当你经历过很大的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件事都不是什么事。

　　这次疫情不管来势多么汹涌，对我来讲，我都是用很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去迎接挑战，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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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武汉，路上的人明显少了。但最大的变化，还是很多人心理变了，有阴影，感觉很恐怖，觉得身边好像全部是病毒。人与人之间是相互防备的，你感觉我有病，我感觉你有病，都到这种程度了。

　　因为在家关的时间长了，大家都很焦虑，有些人甚至有心理疾病了。经常有街坊跟我说，心情怎么怎么不好。我说，还是要靠自己调节。大家不要谈病色变，不需要有恐慌，人与人之间也不要有太多戒备，你怀疑并嫌弃我有病，我怀疑并嫌弃你有生病，人与人之间相互芥蒂就没有什么意义了。